第六号议题

关于公布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决议

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但没有向外界全文公布。为了让各界人士对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有更多的了解，全体会议决定向外界公布----中国民主党第一次特别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中国民主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2011年4月22日

因为篇幅较长分两个邮件发送

大会秘书处

2011年4月17日

走向宪政民主、建设文明中国

--中国民主党第一次特别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二零一零年四月四日

I. 引言

进入21世纪，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愈加复杂，中国人民再次站在重大历史选择关头。中国目前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的由来已久（例如全民共同富裕问题等），有的是发展过程中新生的（例如，经济出现周期性危机、大学生就业压力等），但更多的问题根源于现行体制制度性缺陷（例如，官员腐败、暴力治国等）、或由于现行领导层的决策错误（例如，弹压异见声音和民间各种宗教活动），或更由于中国执政精英已经完全失去活力、远见和创造力。

今日中国诸多危机的存在和恶化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痛苦，而且急剧缩小未来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选择空间，甚至还对国际社会的和平、繁荣、安宁造成潜在威胁。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的执政史已经证明它的执政理念破产，它的执政能力萎缩。为当代中国改革作出卓越贡献的前国务院总理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无不担忧地说：中国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中共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如果开放党禁，有强大反对党起来，共产党下，反对党上去，局面还能维持。由此可见， 即使中共内部也发出了呼声：中国政治舞台要有反对党！

与中国共产党权力精英丧失创造力形成鲜明对比，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和精神领袖已经告别现存共党体制，聚集在了中国民间和海外华人社区。全国各地公民组党此起彼伏、维权运动的勃兴、民间宗教的复苏、地下教会的活跃、“零八宪章”的发布、网上维权的创意、西藏和新疆民众争取自治权的抗暴和海外民主运动薪火相传、内接外联，凡此种种，反映出今日中国公民社会在日益成长壮大，政治反对派力量在破茧而出。在此背景下，促进中国各路政治反对派力量整合，组建强大政治反对党条件业已成熟。

在此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转型关头，中国民主党人向中国人民提出自己完全不同于共产党的政治选择方案。

中国民主党人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还能忍受现行体制带来的诸多问题，一是因为看不到一个新型政党能替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远景。中国民主党人决心组建一个能够替代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反对党，向中国人民展示替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选择方案和前景。中国民主党决心做到：哪里中国共产党有缺失、问题和罪行，那里就有中国民主党人负责任的批评意见和建设性替代方案；哪里的中国人希望有替代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那里就有中国民主党接纳和组织他们。二是反对力量没有树立起对共产党取而代之的执政雄心。中国民主党的政治目标就是要通过非暴力方式取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把中国民主党的党章、党纲确立的执政理念贯彻在政治治理和各项政策中。

本报告的下述部分阐释中国民主党的政治观点和行动方案。

II. 民主运动：历史遗产和现实起点

中国民主党人深知，中国民主党是在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国度展开自己的反对党事业。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先辈创造出的璀璨华夏文明曾让中国在世界上数度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人也因此倍感自豪。中国民主党身肩历史重任，将要从事的是继续推进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复兴历程。中国民主党人深知，只有珍惜前辈的政治遗产和继承先贤的经验教训，我们才能开创美好的未来。

中华民族是在19世纪中叶与崛起的西方文明相遇并遭受重创后意识到，中华文明需要变革才能避免走向衰亡，进而再次复兴。但是，关于变革内容和变革方法，我们的前辈历经一段曲折的艰难探索。最初，改革派的主流意见是，中国败于西方只是因为武器落后，中国的思想和制度仍然至当不易。只要更新武器装备，帝国就可立于不败之地。洋务运动30年，清廷建立了亚洲最大的陆海军。但甲午一战中国再次惨败于蕞儿小国日本；日俄战争在中国大地展开厮杀，日本连续打败俄国。国人终于醒悟，一个君主宪政小国打败两个专制大国秘密皆源于制度变革。于是，戊戌变法应运而生。变法虽被镇压，但变革范围更大、影响程度更深的清末宪政改革和辛亥革命前赴后继,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诞生了。此后的数十年期间，中国政治荆棘载途，但政治文明的基本走向是试图建立普选、代议制、分权制衡、司法独立等宪政民主制度，保障公民享有各项自由权利。

经历残酷的内战，中国共产党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骗得社会各阶层的中立和支持，在1949年以暴力革命意外夺取全国政权。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履行承诺，建立自由民主制度；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迅即中止了清末以来仁人志士用生命赢得的文明中国演进进程，废除了得之不易的《六法全书》；20世纪50年代的全面苏俄化更是采取了一系列反宪政、反民主、反人权和反文明的举措，建立起封建法西斯主义、个人集权独裁的党治制。中国共产党接着又在60年代进行各种政治清洗运动，致使数千万中国无辜公民死于灾难，上亿受到严重迫害；其中包括成千上万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 

随着毛泽东的死，他的“运动治国”和“斗争治国”也进了棺木。中国进入强人邓小平时代。他的“邓秘方”强调以经济和物质指标考量执政绩效，以市场刺激和容纳民间活力；政治上保留党国体制，尤其是专政机器动员、统合资源的能力，并随时运用国家暴力，镇压有威胁的异议活动，维持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的霸权格局。“经济相对自由、政治绝对霸道”的邓小平模式最终演绎成中国共产党在1989年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随后，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党内开明派展开大面积清洗，中国不仅痛失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历史佳遇，反动保守势力卷土重来把中国逼上一条畸形的发展路径。

邓小平之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这一理论导致权贵资本主义，激起中国民众强烈反抗。具体表现在，自1990年代以来，每年群体性事件总数每到五年翻一番；1993年的8700变成了今天的10万之巨；十几年翻十几倍，中共政权完成了一项“大跃进”。为化解危机、稳住阵脚，胡锦涛在“和谐社会”的口号下，竭力扩展党权，强化党对国家与社会的全面控制。在2005年和2009年两个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报告中，胡锦涛让共产党重新进入中国社会的各个细胞，从而逆转了上世纪80年代启动的理顺党政关系、党社关系、政经关系、政企关系的各项改革。

回顾中华民族辉煌历史和中国一百多年的革故图强，中国民主党人为中华民族的过去感到骄傲，同时也为当今胡锦涛强化党天下的反文明举措倍感担忧。世界历史大潮与中国世纪变革风云已经证明，“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自由民主思想已在上个世纪击垮专制主义的孪生兄弟—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意识形态；民主共和政体彰显出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把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政权一一埋葬进历史的垃圾堆。专制政体既无法取胜于国际竞争，又会压制人权自由，导致国家动荡、分裂，危害中华民族利益。

中国民主党人相信，只有走宪政民主之路，才能圆先辈们的中华民族图强之梦，才能建立一个公正、有尊严、可持续发展的良治社会。世界各国民主成长史证明，民主化不需要所谓复杂的前提条件成熟。民主化在任何国家都可推行并取得成功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年来，一直以“人民的素质太低”为托词，阻挡民主进入中国。从林昭、遇罗克到魏京生和只身阻挡坦克阵的王维林，从1979年民主墙、到1989年天安门、再到2008年“零八宪章”运动，我们都看到成千上万的个人勇敢站立起来，呼喊民主。他们向全世界昭示，中国人民具有争民主的勇气和力量，阻碍中国民主进程的绊脚石是中共领导层，因为他们的“民主意识和法制素质太低”。为此，中国民主党人已经完全抛掉对中共体制和领导的任何幻想，决心继往开来，积蓄力量，积极准备政策预案和治国方略，在野时期监督和批评现政权的问题和弊端，以期获得执政地位来纠正共产党的失误、罪错，沿循宪政民主思路来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III． 中国的全方位治理危机

中国民主党人认为，最近30年中国发展的成就不是执政党的功绩，而主要是勤劳聪明的中国人民的血汗果实和人类文明进程的进步成果。中国历史记载，只要没有内外战乱，只要统治者不厉行暴政，中国人就可以创造出傲世的物质成就。如果中国共产党要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写上一笔，那他们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一度停止作恶，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就有机会得以正常发挥。今天，由于执政党的独裁腐败导致中国今天的畸形发展和社会病态；这些问题不仅使得发展果实和机会不能为全体中国人公平共享，且为未来留下潜在巨大冲突和危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六十多年前，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共产党用这一口号来批判国民党。事后证明，当时的国民党体制远远优于后来的共产党体制。今天，这一口号已经成了共产党的懺语。

以压抑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为代价的社会控制体系 

中国共产党建政后在社会领域进行过两次变革，对社会和公民造成极大摧残。1949年后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利用国家暴力强制铲除所有社会阶级、社会组织和私人空间的权利，建立起国家统一分配所有资源、管制公民所有活动空间的极权社会。公民财产和生命历经浩劫，社会活力被彻底绞杀。

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底开始的第二场变革，最初是通过放松对社会和个人管制、 增强个人积极性和社会活力；后来则一方面放弃国家在社会安全和救济上的责任，另一方面强化打压民间社会组织的力度，遏制它们的发育、成长和发挥社会安全救济功能，从而导致中国社会产生许多严重问题。

中国计划经济的崩溃和市场经济的出现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动。支撑毛时代全权社会控制的两大支柱—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城市的单位体系也轰然坍塌。随着城乡人民获得有限的解放，中产阶级在城市产生，中国一度可望发展出一个健全活跃的公民社会，人民看到了中华文明复兴时代到来的微晞。

然而，近年来的诸多迹象表明，由于以党国为核心的政治权力始终超越于社会之上，政治权力既无国家体制内部制衡机制、又无社会文化外力的制约，无约束的党国权力变得毫无责任可言，成为干扰和吞噬社会正常秩序和价值的恶性肿瘤。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社会正在产生下列令人担忧的嬗变：

1.社会阶层断裂和张力加剧

社会分层带来了阶级和阶层分化，他们内部日益加深的敌对仇恨正在制造中国社会新的断裂。官本位和权钱结合滋生出了特权寡头集团，城市“转制下岗”者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合流出一个庞大的中国社会下层阶级。中国社会的不公正在这两大阶层日益扩大的阶级鸿沟上得以体现。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社会不公平已经突破社会安定的警戒线；国家已经是少数权贵与大众对立的断裂社会。执政党对户籍管理、就业和其他制度作出的调整没有效果，中国城乡差距继续拉大，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设施的城乡差距也在加大。农民二等公民的地位并没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在城里遭遇的各种歧视待遇成为农民新的痛苦来源。在向市场转制过程中，国家给予企业相对自主地位，但劳工权益保护立法滞后，特别是禁止劳工自由结社、组织自治工会，工矿企业劳动条件进一步恶化，严重损害劳工的健康和造成大量伤残事故和工伤死亡。国家甚至以暴力和倚重黑社会强制推行企业转轨，不予公正补偿，造成大量劳工失业，加剧失业顽疾。国家放弃社会安全保障和救济的责任，不仅不对社会保障、救济和福利功能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反而逼迫社会教育、医疗、文化和其他服务设施市场化，造成这些设施大量衰败、废弃，或被迫转为高档消费场所；更为恶劣的是，国家又通过收税、收费的方式，再次对社会服务行业和他们的服务对象敲诈勒索，城镇广大民众陷入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和交通难等困境，一些地区甚至出现饮水难和温饱不保的恶劣情形。公共卫生管理体系混乱、公共卫生服务设施弱化和环境污染造成中国百姓的健康受到极大威胁。许多地方的公民事实上是喝毒水、吸毒气、吃毒药。

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机会的被垄断和日益稀缺，社会（尤其是基层和乡村社会）法律和秩序的疏邂造就出“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阶级和“不怕法律约束”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在社会的两极以违法乱纪为业谋生。官场和黑社会合流使城市中产阶级腹背受敌，处于“夹心”生存状态，公民社会举步维艰。不仅大量新型城市出现贫民现象，而且一些中产阶层也因此生活质量下降，沦落为事实上的贫民阶层。

中国共产党的错误人口政策，不仅造成巨大的人口压力，而且造成人口结构（年龄和性别）严重失衡，人口质量下降。中国早已危机四伏的社会结构添生了新的张力。人口问题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甚至对全球和平与繁荣都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2.中国社会全面黑社会化

社会急剧转型中社会化设施和民间组织削弱的后果之一是社会控制机制弱化。自1990年代开始，犯罪率居高不下，大案要案的数量和恶劣程度都不断突破记录。尽管政府有意扭曲犯罪信息，但从遮遮掩掩、残缺不全的政府统计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到惊人的事实：过去三十年，中国犯罪率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率。不仅偷窃、抢劫、强奸、凶杀等急剧增加，而且走私、吸毒、卖淫、绑票及黑社会团伙等一度消失的犯罪现象再度出现。国际权威研究表明，中国活跃的犯罪集团已达百万之多，成员至少四、五百万；黑社会有组织暴力犯罪集团也数目上万，成员过十多万；所谓的“黑恶势力”组织也已超过十多万，成员超过五十万。若以“淫、赌、毒”划线，中国广义黑社会有两三千万之众。今日中国，犯罪行为盛行于社会各阶层；犯罪后果伤害社会每一个家庭和个人。

社会病态发展的严重恶果不仅是黑社会泛滥猖獗，更可怕的是，正不压邪导致的全社会黑社会化。中国黑社会在九十年代发展如脱缰之马，归根结底，是由于国家权力一方面弱化甚至放弃了维护法律秩序和提供服务管制的功能（尤其到基层情况更甚），另一方面官员腐败加剧、肆意妄为、滥用公权、对社会（企业和民众）巧取豪夺。腐败和社会不公平为黑社会提供了肥沃的滋生土壤。政府的流氓化、官黑勾结和整个社会的黑化构成具有内在因果逻辑的三部曲。在此背景下，已经早已患上贫血症、奄奄一息的公民社会不敌尘嚣日上的黑社会；市民社会本该发挥维护健康社会的抗体功能，抵御和遏制黑社会的侵蚀和泛滥，但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这道防线。

3. 中国社会整体溃败

中国共产党及其党政官员拒斥人类普世价值导致中国犬儒主义盛行，人类进步中体现普世价值的思想文化、关注公共利益的态度和追求精神价值的高贵心胸及健全社会倡导的美德在中国受到压制和鄙视，人与人之间充满不信任感和“幽暗心理”，致使中国社会筋脉断裂，神思被毁。

在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中，除少数有腐败收入和政治权势的权贵集团享受特殊保护和服务外，中国各阶层都是受害者；不同阶层所受到的伤害的种类不同。其中，妇女和儿童受害尤其严重，令人痛心。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社会中，最直接牺牲品是妇女、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整个社会的黑化意味着恻隐心、同情心的丧失，意味着民众对公共道德不愿维护、甚至肆意践踏。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为了私利，不顾他人利益和痛苦，不顾公共舆论和利益，不仅丧失了慎独能力，也丧失了愧疚心和廉耻感, 社会风气颓废败坏、江河日下。

中国目前的堕落世风是史无前例的。社会资本和诚信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及其党政机构已经是最大伪劣产品生产者，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是对中国公民的安全和权益危害最大因素之一。不仅各级党政干部、而且法官、科学家、工程师、老师、教授、记者、律师、医生这些在各种文明中代表社会良知的职业群体，都不再被公众信任。虚伪、贪婪、狡诈和残忍这些在各种文明中被谴责和唾弃的品行，在中国却成为成功的素质和条件。

执政党的过失导致社会组织和制度化设施失灵、社会运行紊乱，程度之严重，以至中国社会濒临整体溃败的危险。

经济体制的问题和出路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转型始于1949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完成于1956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运动结束之时。在这段时间里，共产党通过没收地主富农土地、没收外国投资者在华资产、没收国民党政府及其官员用所拥有的全部财产、以及强行“赎买”民族工商业者的资产等一系列运动，将绝大多数中国资产所有权和控制权收归各级政府。

中国城乡各种形式的私人所有制的消灭，为在中国建立斯大林模式，亦即中央政府主导的、各级地方政府参与的计划体制，铺平了道路。从中央到省、市、县、区，直到城市街道和农村人民公社，各级政府完全垄断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控制了从生产到分配的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在工业、商业领域，国有经济和地方政府控制的集体经济成为经济活动主体。在农业领域，除国有农场之外，地方政府控制的集体经济成为经济活动主体。

这次经济转型从本质上讲是将中国经济从市场化推向政府严格控制的计划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国家政权通过政治暴力、工人低工资、城乡分割和不平等交换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手段强制推行国家主导下的资本高积累。这种经济体制虽然通过国家力量集中建成了一些工业项目，但它彻底地扼杀了中国最富有活力的民间经济力量，割断了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成本极为高昂，效益十分低下。

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之一。中国不仅与美、欧、日等世界先进国家国民收入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也逐渐地被资源贫乏、经济水平原曾落后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甩在后面。“全世界的华人只有在中国是穷人”成为中华民族的耻辱。共产党在执政之初许下的改善人民生活的承诺完全落空。

以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群众抗议事件为代表，中国社会爆发出了要求全面改革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强大呼声。面对如此压力，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1978年开始了执政后的第二次经济转型。这是一次放弃计划经济、回归市场经济的过程。本质上，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计划经济在面临经济崩溃时对中国民众的让步，是逃离疯狂的领导人意志回归到社会常识。内容包括：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镇实行中央对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在沿海实行以吸引外资、促进出口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开放改革，以及其他措施。对推动市场在中国的恢复、中国企业参与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加速中国经济增长、以及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这些改革起到了一定进步作用。另一面，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们利用市场化过程疯狂敛财。中国共产党利用垄断权力，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赤裸裸地根据权力的大小和与权力的远近来对国家财富、资源进行再分配。大量的国有资产通过不同形式的私有化而落入政府官员及亲属手中。

从社会财产归属看，过去60年中国的两次转型展示了一个极具讽刺意义却又十分严酷的轨迹：夺取政权以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名义、通过使用暴力将大量私有财产收归国有，控制在政府官员们手中。30年后，又以改革名义通过政权的力量将大量国有财产堂而皇之地变为政府官员及亲属们的私有财产。一种赤裸裸的官商一体垄断社会资源的经济体制形成了。中国经济再一次面临严重危机。

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1． 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表现不仅表现为国内经济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也表现在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关系之间。从消费和投资的关系看，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消费所占的比重则越来越小。从1978到2009的31年间，投资比重由45%上升到56%；消费比重则由55%下降到44%左右，而真正的居民消费则只占总消费的37%。考虑到现有的贫富差别鸿沟，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居民消费在中国经济所占比重就低得可怜了。

投资和消费的失衡不仅揭示了中国普通民众没能分享增长理应给国民带来的福祉；同时也昭示天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是各级政府官员、企业所有者以及外国投资者们。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投资者与权力的联姻，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互相用权、钱勾兑。这种不合理结构自我强化导致出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在高速经济增长下，大量中低收入者只配有低福利和低消费；另一方面，中国所有的主要加工生产产业出现全面的产能过剩。

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同时又成为主因，导致中国经济中国内和国外失衡。在无法解决国内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紧守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以低廉价格向世界出口中国加工产品，形成了自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持续17年的高额贸易顺差局面。本质上，这是以中国廉价劳动和环境成本为代价向中国产品的进口国进行额外补贴，是国民福利的流失。控制中国产品出口市场的中、外贸易中介环节以及外国消费者得到了真正的好处。

2．收入分配极度不均

中国收入分配极度不合理的现象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矛盾。它不仅存在于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已凸显为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

从地域上看，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别在过去30年间迅速扩大。1978年，这三个地区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2%、31%和17%；2009年则分别为61%，26%和13%。地区差异扩大速度之快，不仅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极为罕见，在世界各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也不多见。除去上述国民收入增长差异，地区巨大差异同时也表现在教育机会、医疗保障、养老和其它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

从城乡之间看，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为3.6：1，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为农村居民的3.6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如将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也考虑在内，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不到城镇居民的六分之一。这种巨大的城乡差别既是中共执政早期歧视农村、歧视农业遗留下来的遗产，也是当前政府维护自己政治统治的刻意所为，因为农村地区相对信息闭塞，农民居住相对分散，所以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不容易对现政权构成有效威胁。

从不同社会阶层看，中国的贫富差别已经成为一个连执政党也无法回避的问题。世界各国通常运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别的严重程度。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6，已经跻身世界上贫富差别最为显著的国家行列。中国的收入差别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绝大多数与中国发展阶段近似的国家。在经济第一次分配中，工资收入的比重连年下降，2008年仅为11%，跌至历史最低水平。

3．资源环境日益恶化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为少数人受益，因此决策者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采取竭泽而渔的掠夺性开采政策，完全不顾资源环境的长期使用和保护。根据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调查，中国70%以上河流资源、85%以上湖泊、60%以上可耕地均被严重污染。至于大气污染则更是无所不在。工业化污染对普通民众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已形成现实威胁。天津、山东、浙江、江苏等地由于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造成的“癌症村”和“癌症乡”已经发展成片。

根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考虑到环境破坏，中国的“绿色GDP”实为负数，中国经济实际上是负增长。这种政府统计表上的经济增长隐含着两个严重后果：第一，这一代人实际上是在通过破坏环境的方式消耗下一代人的福利。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是通过耗空祖宗家底、掠夺后代人来实现的。第二，由于中国政府并没有担负普通民众的医疗费用，而经济增长的好处又为少数人所获取，因此通过对资源环境的掠夺成为少数人向普通民众转嫁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来获取超额利润的手段。

4．技术创新缺失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一种依赖资源消耗、压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工资）的外延式增长，是一种模仿式、重复性生产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增长。用中国政府官员自己的话说，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中国实际上是在用大量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廉价商品，换取少量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价商品。这样的模式在经济全球化过程的特定阶段会得一些实惠，但一旦形成了对它的依赖，中国经济不仅难以看到福利效应增长，而且有限的增长也注定无法持久。

对于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受益者来讲，现有的获益方式，只要有政府权力为保障，没有任何经济上的风险。因此，他们不愿意放弃压低劳动成本、破坏资源和环境的老套数，中国的经济极度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执政党垄断着一切社会资源，并且千方百计地利用手中的资源规范中国人的行为和思想。对行为、思想的禁锢对于执政党性命攸关，但对一个民族的创新精神则是严重的扼杀。权力为本带来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中国现有政治经济格局束缚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性。

中国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一强的人口，但在过去200多年间，在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产品的创新方面，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几乎等于零。当今世界与人类日常生活相关的所有生产和生活用品，没有一种来自于中国的原创。中国人生产的产品，没有一样是别人不能生产的。很难想象，这样的经济体能够持续地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缺乏技术和经济创新的中华民族至今还没有脱离被“开除球籍”的险境。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源于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普通劳动者和诚实勤劳的企业家们在经济、社会、政治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完全没有权利，也源于少数既得利益者将自身利益置于民族和人民大众利益之上。归根结底是执政党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让人民合理分享社会、经济资源的结果。根本解决中国所面的经济危机，为中国经济寻求一个持续、公正发展的解决方案，需要在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上同时下气力。

从制度层面上看，要努力建设一个新的经济体制，让社会各阶层民众共享自然资源、共担环境成本、共享增长成果、共负创新责任。在这一体制中，企业家和劳动者真正具有私人财产和智力、体力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这种权利不能被任何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剥夺。同时，他们对财产的拥有应该自然延伸到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的作用上，亦即，他们拥有对选票和政权的所有权。法律必须赋予和保障他们选举国家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的政治权利。只有这样，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才能合理、有效、保持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从政策层面上看，在中国推行以下经济政策已刻不容缓：

1．收归在私有化过程中被政府高级官员及其亲属们侵吞的国家财产。这些财产的所有权应属于全体公民。没收非法聚敛的财产不是未来民主政权对现有的权贵集团的的政治报复，而是寻求公正、持久的全民和解的不可或缺的道义基础。没收的财产应该用于充实全民共享的养老基金、医疗保障基金、和普及教育基金，从而为一个公正、持久的经济发展建立坚实的基础。

2．通过各种法律措施保障全体劳动者享受经济增长的权利，尤其要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国家要对工资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行宏观管理，工资和国民生产增长挂钩，保证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比重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得到合理提高。尤其要规定并且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并严格执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法律法规。建立专门的劳动仲裁法庭，及时解决拖欠工资和其它各种侵害劳动者权益的法律纠纷。

3．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对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水资源、大气资源等严加保护。防止地方政府和投资者为了短期利益和特殊集团利益而损害珍贵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证中国的资源和环境由所有公民共享。由于许多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和环境具有公共性，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提高资源和环境保护投入。要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资源使用和严格环境保护税收标准，并由立法机构直接委任专门的机构负责监督实施。

4．开征房地产税和遗产税。中国富有人群的财产增长速度堪称世界之最，而且大中城市的房屋价格也增长迅速。这一现象，使得房地产成为富有人群进行投机的一种工具，严重妨碍了普通民众的住房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有的拒绝征收房地产税的政府，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中国应开征房地产税，并且按照世界通行的做法，将房地产税的收入用于地方的公共设施和教育等领域。同时，也应该征收遗产税，在保证创业者私有权的基础上，使得他们的创业成果在他们去世之后在社会效益和子孙继承之间有一个公正且有效益的平衡。

5．坚决反对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任何形式的经济垄断，尤其要迅速彻底地消除国有企业在金融、电讯、能源等方面的行业垄断。容许并鼓励真正的私有企业进入这些领域进行公平竞争。对具有自然性质的垄断行业，有专门的独立机构对他们的成本进行核定，并通过公众听证会等形式向社会进行成本、价格等方面的咨询。防止这些行业利用自然垄断地位侵犯消费者权利。同时，运用税收形式将垄断利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6．加强国家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要保障所有少年儿童享受平等教育机会的权利。人力资源、尤其是智力资源是国家最为重要、最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资源，也是保证中国经济能够从外延型增长转变为创造性增长的关键。国家要筹集资金将免费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到12年，同时通过政府的投入保障落后地区的教育质量。

7．国家将地区间和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间的平衡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国策。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汇率等经济杠杆推动私人投资者向落后地区投资，同时也鼓励水资源匮乏和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地区的居民向发达地区流动，为他们在发达地区的就业生活提供帮助。国家不寻求持续的贸易盈余，鼓励平衡贸易，最大限度地使贸易优势转化为普通民众的生活福利和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

8．建立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经济发展统计系统和经济发展监督系统，防止任何政府为了政治目的公布虚假数据，同时保障全体国民了解经济发展信息的全面知情权。尤其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数据，例如，通货膨胀、工资增长、投资回报等重要信息，必须据实统计，适时公布，以保障社会公正和人民生活水平不受到非法侵害。

兼顾公平和效益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有利于让全体公民享受经济增长成果，有利于文明中国的建立和巩固。同时也只有一个体现宪政民主的基本原则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才能保证公正合理的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改革党国一体的专制政治

邓小平1980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中国共产党1987年的十三大政治改革报告都指出，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问题是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尽管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已经30年，中共十三大政治改革报告也已发表20多年，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问题不仅积重难返，而且，胡锦涛即位后，中国共产党权力过份集中、党政不分现象比30年前还要严重。

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是中共专制政治的实质，其特征是共产党和领导层的政治权力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既不受平行的体制内分权制衡约束，纵向上也不让人民有权利对党国权力行使授权、监督和收回。

现今专制政治的继续存在首先是因为共产党进行的庸俗化政治改革未能正本清源，而是继续在补破褂子。邓小平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主要服务于党内权力斗争；而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则把政治体制改革定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辅助性改革措施”，大大低估了政治体制变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其次，中共不愿就专制政治病症对症下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它意识到了政治体制关键性问题所在，但中国共产党继续形式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质上无意松动“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以此拒斥分权制衡和竞争性政党理念及制度。再次，中国共产党通过宪法与非宪法，法律与非法律等方式全方位控制立法、行政、法院、检察院、军事等国家机构、各级地方政权、各类职业组织及公民组织，并通过组织上的人事推荐、实质上的人事控制权，甚至党政人事兼任等方式充塞所有权能部门、垄断全部政治权力，把中国变成不折不扣的“党天下”。

“党天下”的实质是权责分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想权力最大化、责任虚无化。邓小平的垂帘听政设计出他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系就是最经典的例子。邓小平把最高权力紧紧拽在手中，却怪罪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向外国领导人“泄露”了这一机密。自然地层层下来，共产党的领导把权力垄断起来，把责任推给下级。下级为上级担当责任成为为官的代价；而回报则是自己在管辖范围内贪渎的机会。贪腐成为政治分赃和培育忠诚的重要手段。专制政治造就出官僚政治、贪渎政治和黑金政治。既然他们都是机构性的共生体，不根除专制制度，就走不出今日中国的陷阱。但共产党也愿意做些反腐的表面文章，一是因为“钓鱼式”反腐可以成为打击政敌、排除异己的手段；二是，反腐可以震慑小集团内可能的变节者，强化共产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内部凝聚力；最后，反腐可以把政敌或没有价值的官员作为祭品牺牲，暂时安抚沸腾的民怨。结构性的贪渎政治把共产党逼上了自残手脚以自保大脑的地步了。难怪，共产党自己的领导人都会说：“反腐要亡党；不反腐要亡国。”党国体系开始了最后的自戕。

政治体制转型：建议方案

为解决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治顽疾，中国民主党人提出的建设性战略包括下列内容：

1. “人权中国”

中国政治变革的目的不是服务于某个政党的党内权力斗争。政治改革必须明确以民主政治为终极目标，并服务于建立“人权中国”的崇高目标, 即保障人民平等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等各项权利。中国人有尊严的生活，起始于衣食富足，光大于中国公民的全面人权保障。因此，良治的目标必须与“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相辅相成。

“人权中国”的起点是按照联合国人权公约标准落实与实施中国现行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力与自由，最高目标则是在国内法中全面贯彻落实《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基础的各项人权。我们知道，迫于国内、国际压力，中国政府分别于1997和1998年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上签字，但时至今日，并未送交人大获得批准。中国共产党没有表现出尊重、落实国际人权公约的诚意和热情。

2. 宪政中国

宪政通过成文宪法的更高法及分权制衡机制限制政治权力，因此，宪政是专制政治的天敌。尽管中国共产党制定了4部宪法，但至今拒绝任何裁判机构援引宪法裁判案件，因此，作为较高法的宪法从来没有在中国被正式确立；此外，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深植党务系统、人事控制等多种方式，将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之间的分工配合偷梁换柱为党国不分、党法不分、党军不分的专制政治。

为此，中国民主党人坚持,改进现有宪法，实现国家各机构的有限分权制衡，并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规定的违宪审查权，让宪法初步成为约束政治权力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更高法。以此为基础，在高度宪政意义上建立崭新的分权制衡制度，建立覆盖对政党违宪、所有国家机构违宪行为进行审查的违宪审查制度。

3. 民主中国

尽管中国宪法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中国缺乏多元化的利益集团和竞争性政党制度，政治利益的表达、整合和反馈都没有相关民主制度支撑。由于开放、竞争和公平选举制度的缺失，公民无法通过定期的、真正的选举选出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中国的选举停留在橱窗似的村民选举和基层人民代表直选层面。对追求政治文明梦想的中国人来说，“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仍然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建立民主中国的最低起点是首先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让现有选举成为不受中国共产党操控的依法选举。在此基础上，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其他国际公约全面修改宪法、选举法， 建立竞争性的、自由的、公正的选举制度，通过程序性民主逐步建立实质性的高度民主。

4. 法治中国

中国共产党在1999年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纳入宪法，并制定了《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制约官权。但由于中国共产党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并有意无意地保留许多严重的制度设计缺陷，致使中国共产党及各级政法委员会享有高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今天的中国，效忠党国的国保警察可随意限制公民、尤其是政治异见者人身自由，检察院和法院可任意罗织罪名让公民锒铛入狱；城管则可随心所欲罚没小业主财产，地方政府则堕落为开发商的强拆队去低价掠夺百姓安身立命的房屋，蒙冤上访百姓则被随意关入黑监狱。凡此种种，历历在目，法治中国远未发展到限制和控制政府权力并保障人权的阶段。

“走向法治中国”的起点是首先要中国共产党遵纪守法，其中最要紧的是遵守“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宪法规定。为统一法治和建立法律尊严，须明令禁止任何“中共中央文件”、“通知”及下发文件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中国共产党任何机构不得与国家机关联名发表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取消全国各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追求长期目标：即按照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中国司法机关必须成为独立司法机关，享有“绝对权威”，并能就司法性质问题享有终极裁判权。

5. 联邦中国

当代世界成熟的联邦主义实践证明，联邦制不是国家分裂的缘由，它通常可成为国家统一的宪法措施。由于联邦主义能将文化、种族和地域等多样性合众为一，联邦主义已被广泛采纳用于国家统一的目的；出于这样的需要，一些历史上的单一制国家也开始改行联邦主义。联邦主义实践还证明，联邦主义能以地域共和形式实现纵向权力制衡，有助于抵制中央专权，保护公民自由。有鉴于此，联邦中国方案既能解决港澳、台湾、西藏、新疆等地区出现的强烈文化或宗教自治需求，又可维护国家统一，鼓励自治区域的多样化发展。考虑到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没有实现联邦制的大国，联邦中国实为消除专制政治的最佳制度选择。

联邦制度设计的关键是通过宪法制度保障决策时充分考虑区域多样性要求，确定中央与区域单位在各自管辖权内拥有的最终决定权，在修宪程序、立法、行政及司法机构决策过程中纳入专门的保护区域自治机制，可以在程序上保证实现程序联邦主义；通过确定中央与区域自治单位的独自管辖权，可以在实体上实现联邦主义。

现有民族区域制度可以考虑成为推进联邦中国战略的现实基础。近期方案首先要在中国人大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委员会，使该委员会参与与本区域自治事项有关的立法，并在涉及本区域事务立法决策中享有否决权、或要求决策达到绝对多数投票率；远期方案则是重塑中国宪法国家机构、国家结构制度，在立宪、修宪程序、国家机构决策过程中全面纳入联邦主义制度要素。

中国共产党在立宪、立法史上，都曾对“人权中国”、“宪政中国”、“民主中国”、“法治中国”和“联邦中国”作过口头上的承诺。中国民主党人认为，向人民履行自己的承诺的时间表早已超期。如果共产党把政治承诺视为戏言，我们民主党人将恪守诺言，矢志为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以取代现存的“官有、官治、官享”的党国。

为推进全面转型到民主政治体制，中国现行宪法及相关法律必须进行修订。但中国民主党人认为，在中国进行全面政治改革，制定新宪法之前，我们必须施压、迫使中国共产党理顺党国关系、党军关系、党法关系和党群关系，为未来的深刻政治变革奠定一定基础。

其次，中国民主党人现阶段作为体制外力量，将致力于逼迫和监督中国共产党进行改革，推进中国竞争性政党体制的早日出现。尽管中国民主党人并不认为现行共产党体制具有任何合法性，但我们并不拒绝利用所有合宪和合法的手段在中国消除专制政治、推进自由民主。

以公民道德推进文明中国建设

中国千年来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在人类道德伦理史上贡献了孔子、孟子等伟大的思想家。但不幸的是，今日中国礼崩乐坏、乱像丛生，中华民族到了最没有道德的时候。与政治、经济领域相比，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治理承袭了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经济治理已经迈出了融入西方市场经济体系的第一步，那么在道德伦理领域，今天的执政党既是彻底反对中国传统的，又是狂热地抵制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普世价值的。

两千五百年前，中华民族就领先世界，独立发展出自己的儒家伦理体系。尔后，儒、道、佛三教合一，塑造出中华民族基本的道德体系和伦理原则。它们的核心价值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和“勇”。中国道德体系的基础建立在道德情感上，而道德情感发自人的内心，所谓“仁义礼智根于心”。道德本心也就是孟子讲的“不忍之心”（“恻隐之心”），以及“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没有这“四端之心”，“非人也”，而只是衣冠禽兽。孟子尤其强调，“恻隐之心”为“仁之（发）端”。基于这样的道德情感，儒家学说建立了“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中庸”的道德法则；“仁爱之心”和“智慧能力”，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相辅相成。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在佛教学说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慈悲心”和“无量心”的教义。

西方近现代道德伦理根植于基督教道德体系，同时受到英国思想家斯密和休谟、德国思想家康德的极大影响。斯密的《道德情感论》一书就是建立在“同情心”这一人性的普遍情感上的。他又把它称之为“同胞的情谊” 、“良心的声音”、或者是造物主给人类的胜于理智的“情感的感召”，指引人类的“看不见的手”。休谟在《道德原理探究》中论述道：“和蔼的、好心的、人道的、悯心忧人的、感恩的、友善的、慷慨的、仁慈的等类似的形容词普遍地表达了人性能够达到的最高美德。”他还认为，因为我们的仁慈心强弱会受到亲疏关系的影响，所以，在社会中和言谈中我们的情感交流会帮助我们养成普遍的、恒定的原则，以此我们来认可或不认可某些品格和行为。康德则进一步为道德的情感论增添了理性的基础，提出了他的“绝对命令”：“除非我也愿意我的行为准则会成为一个普遍的法则，否则我绝不应该做那样的行为。”理性的普遍化原则继续引伸出“人为目的”（亦即，不要只是把他人当作工具）的原则。他还特别强调自由和自治、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是道德的基础。

对比中西方，我们清楚看到：“同情心”是人类文明共同珍惜的道德情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类所有文化遵循的“金律”。“不杀人”，“不偷盗”，“不要损人不利已”等道德良知是群体生活的基本原则，也是儒家的“四德说”、佛教的“十善法”和基督教的“十戒”所共同宣讲的伦理观。在道德层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文化结晶出的普世价值。

1．中国共产党摧毁了中国道德体系

中国共产党自称是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征在于，就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宗教各个领域而言，道德宗教是个大空白。在唯物主义、无神论、阶级斗争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指导下，马克思主义没有建立一个良心道德体系，没有确立一套个人行为价值观来规范自身以及与社会他人的关系，没有在个人层面上建立是非、丑恶观。同时，中国共产党以动员社会底层为革命的主要手段，推翻了中国的精英阶层，尤其是乡村社会的绅士阶层，尔后又将下层阶级的流民文化和流氓无产者的意识上升为统治意识，中国传统的是非善恶观和道德秩序被彻底摧毁。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后30年间，以党政系统和国家暴力机器进行持续不断的政治迫害运动。我们看到，共产党在中国建立起的暴政向所有人类优秀道德文化传统发起了征讨：“砸烂孔家店！”、“破四旧”、“批林批孔”和“批孔孟之道”、“打倒土豪劣绅”和“改造知识分子”摧毁了儒家学说和它的社会载体阶层；“反邪教和会道门”、“反封建迷信”和“镇压法轮功”破坏了民间奖善惩恶、因果报应的文化；“反帝、反封建”、“反对人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小资情调”、“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割断了中国社会与西方伦理道德思想的联系和互动，将“普世价值”拒于国门之外。

中国的现政权对道德伦理的肆意破坏和践踏是全方位的。首先，中国共产党政权草菅人命，具有“吃人利维坦”的嗜血性，操盘“人吃人的政治”，没有对天地造化、父母生养的人的生命给与尊重。“土改”有2-3百万的地主被处决；镇反运动全国共歼灭“土匪”二百四十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一百二十七万，管制二十三万，杀掉七十一万。“反右斗争”把55万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关进牛棚。三年大饥荒中，至少3000万人成为饿殍。文革开始后，从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到党的总书记、元帅大将、和全国百分之十（近一亿）的人口遭到浩劫。在4•5天安门运动中和1989的天安门屠城中，众多的革命的儿女再次遭到吞噬。2008年四川地震中被压死在跨踏校舍下的学童和被毒奶粉夺去生命的婴孩又是国家罪错的最新牺牲品。西藏和新疆屠城血迹未干。政权同时还滥用死刑，每年成千上万的死刑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死刑的总和。过去的十来年，共产党政权为了保存自己的大脑、开始牺牲自己的手脚；大批失去价值的贪官污吏人头落地。中国政治制度成为一架政治绞肉机。孔子曾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如果政权草菅人命，没有树立敬畏生命的德风，代之而起的必是邪恶之风。

1970年代末，在政治灾难导致意识形态破产情况下，执政党被迫松动文化管理政策。1989年后，因天安门“铁血政策”再次丧失合法性的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持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两面性政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广泛动用宣传、文化、教育、出版、广播电视、宗教管理和公安各部门，对于可能危及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独立思想和信息来源实施有效而精致的镇压和控制。它严厉控制所有信息来源和传播渠道，全面封杀独立公共空间，残酷镇压非官方思想，打压任何有独立倾向和批评精神的公民团体，建立起严格的意识形态管制体系。所有媒体中，对互联网的强压控制上升到党国生死存亡的高度，以至不惜牺牲中华民族的文教事业、经济发展和国际声誉。在教育系统推行意识形态化的宣传灌输，推行现代“愚民政策”，鼓励抵制普世价值；同时又对狭隘民族主义煽情；另一方面，中国党政官员又亲自实践、同时纵容倡导民众追求纵欲享乐的精神文化和颓废腐朽的生活方式。

中国政权近年来又在“反对民族分裂”和“反恐”的幌子下对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信徒进行弹压；在“反对外来渗透”的遮掩下大肆迫害家庭教会；在“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口号下拒绝国际普世价值，尤其是民主自由的理念。为此，中国的社会失去了以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中国民间宗教构筑和维系的宗教道德体系；失去了以公共舆论和民意为基础的道德法庭；失去了以学术界和思想界为主体的、以独立理性为根本法则并可制约政治权力的理性法庭。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的文化和近百年现代化积累的文明毁于一旦；中国在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人类各种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交汇相溶所形成的自由思想精神和多元文化格局被彻底摧毁。中国公民失去与世界主流文明交流信息和思想的机会，科学文化、教育宗教事业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附庸。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治片面强调经济发展，今天的中国大陆成为最没有道德的社会，无论是站在世界现代文明的国际视野来看，还是从中华民族历史上看，中国全方位道德崩溃的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社会已经陷入“黒，黄，赌，毒，骗”泥潭，弥漫着王朝末日的腐败气息。

中国人民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共的道德资源已经丧失殆尽。他们核心的制度、符号、价值，诸如“党中央”（“裆中央”）、“和谐社会”（“河蟹社会”）、“党中央煳，国务院瘟，人大无，政协假”，都表达了人民对党国体系的嘲弄和蔑视。有创意的年轻网民发明的“草泥马”、“亚克西”（Yake-shit）和“神兽古鸽”彻底揭穿了共产党的虚伪。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执政多一天，中国深层的道德良知就会面临更多的危险，遭受已经失败的官方道德体系缺失的扭曲和腐蚀。

2．复兴中华民族道德良知

为在社会变动大潮中保护自己的特权利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以德治国” “八荣八耻”等虚伪口号。在国际上也不惜血本大肆兴建“孔子学院”，似乎他们正在复兴中华儒家道德体系。其实，他们的“新儒学”只是政治化的，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学；他们要保留和承继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上的家长制和专制主义。他们根本不是遵循儒家教育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例如无视下面的基本原则：“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或，“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或，“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宣传机器打造的“圣人德行”，其虚伪在于它是没有舆论检验和监督的。它同时暗含着一个反动的意图，因为它完全违背了国际盛行的法治潮流。中共之所以不能实行法治，是因为法不治党。中国共产党无法依照宪法、法律和党章治理党内事务和规范党国关系。所以，中国民主党人否定停留在口号上的“以德治国”，主张公民道德建设是取代独裁者个人“以德治国”的最广泛的社会道德基础。

道德进步是一个历史过程，且其发展经常是非直线型上升的。在人类发展的某些特定时期，人们会背离良心之声，而被魔鬼之声诱惑。但良心只会僵化而不会完全死亡；内心自省和道德启蒙都会让人们的良知复苏。中国民主党人认为，无论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治给中国社会道德和文化造成了多么巨大的破坏和毒化，但终究无法摧毁中国民族的良心和良知。由于道德良知深入人心，在某些方面已成为人性的一部分，尽管在社会变迁中受到一些损害，但通过调整和革新，在道德良知的基础上将会重新生出新的道德体系和道德法庭。中国民主党人的任务是要复兴和弘扬中国人民内心中几千年积淀的道德良知，彻底清除虚伪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的污染和流毒，重建道德体系，最终建设文明中国。目前，中国大陆处于中共专制政治之下，民主道德建设举步维艰，有鉴于此，中国民主党人矢志全方位打造公民道德培育体系，并认为广泛开展公民参与的群众性道德建设活动是提高公民道德素养的有效途径。

道德体系的建立依赖于道德情感和道德能力的培育和丰富，而道德情感的核心是同情心。即便在正常社会条件下，道德的维持都可能会受到“有限的同情心”的制约，因此，培育同情心、明伦养正是一个仁者和仁政的根本义务。但中国共产党政权在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指引下，不断掀起阶级屠杀、培育阶级仇恨。政权沦为镇压之权，仇恨成为权力建置和运用的基础。难怪，毛泽东废除和关闭了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美学、和伦理学等学科，因为所有这些学科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有助于增进人们道德的敏感度和同情心。

公民道德建设，首先是从维护生命、尊重生命开始。目前中国社会正走向了邪恶的方向。这种邪恶表现在中国的执政者对老百姓的痛苦漠视，可以没有任何一点点同情心。例如，接连不断的矿难、强制搬迁杀人、执法人员滥设黑监狱，都成为人们见惯不惊的社会常态。老百姓在得不到任何帮助和同情的情况下，一方面对自己的生命可以不加爱惜，自杀事件频起；同时他们又对这个社会报复性地去惩罚。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自杀之前会去找许多无辜的人来垫底。最近连续发生的袭击学校的学童案就是典型例子。所以，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部分人群整体上丧失了同情心，丧失了恻隐之心。在这种情况下，要平稳渡过矛盾冲突的非常阶段，“仁者爱人”必须成为基础教育的核性内容。

一个社会的良好风气的建立，社会精英们（尤其是党政干部）的榜样作用至关重要。孔子曾说：“政者，正也。予帅以正，孰敢不正？”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从1950年代末的“特殊化”，1960-70年代“走后门”，1980年代“以权谋私”，1990年代“官商勾结，化国有为己有”，到二十一世纪的“权贵天下，骄奢淫逸，富二代，裸官（财产转移到国外）”，都已经成为社会的负面样板。胡锦涛的“八荣八耻”尽管只相当于小学生到的守则水平，不幸的是，中共的许多干部连这个水平都做不到。干部队伍中，贪污腐败，买官卖官，吃喝娼赌，包养情人盛行；社会风气完全被中共干部败坏了。所谓“人民公仆”和“先锋队成员”受利益驱动，心理失衡，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在权、钱、色诱惑下，常常突破道德底线，成为中国乱法乱伦的最大团体。康德认为，当有一些人寻求特别豁免时，或说他们的行为不能成为普遍的行为时，就会出现不道德行为。如果我们要根治这一不道德的特权，就必须建立对人民负责任的民主政治，重建政治伦理，“法治”和“德政”并举。

千年以来，士大夫阶层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扮演着社会良心的角色。但在过去二十年间，主要是1989年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领导的民主运动后，政权大规模地对知识界进行收买，中国的知识界总体上从“卫道士”堕落成了“伪道士”；他们的价值取向日趋保守，毫无原则地为权势服务；他们的道德价值取向日趋低级化。例如，精英们能“拿住”别人的地方就敲诈；学术界抄袭论文；医疗界开大药方“宰病人”。当官场提拔干部不收红包就是清正，居官多年而没有贪污就可得奖，官员下班回家吃饭居然成了媒体称赞的典型事例；在专业群体，小学教师以“不强奸女学生”为标准，医生以“收红包就要为病人办事”为原则，主持工程的人不拿回扣就是廉洁，等等，不一而足。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素养的退化和道德情感的钝化直接妨碍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因此，个别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当代知识分子应当继承和发展古代士大夫“替天行道”的传统，以自己对“真”（知识）、“善”（道德）、“美”（艺术）、“圣”（宗教）的全面人文素养的追求，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城乡居民甚至国家干部已经积蓄了足够的道德勇气，走出党国体制，坚守民间阵地，捍卫道德价值。

为维护专制政权，中共共产党用暴力独断推行无神论，迫害藏传佛教、新疆回教、家庭教会和民间宗教的独立信仰和敬拜活动。中国社会自身的道德和精神更新机制不断遭受强权摧残。中国民主党人认为，优良的文化、高尚的道德和淳朴的民风必须有活跃的公民社会作基础才能培养生长。享有自治权的知识界和宗教界是重建中国道德体系的两大支柱；以理性为基础的普世价值、以“慎独”为核心的良善良心的自我对话和以出世为特征的精神信仰（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和“公正的旁观者”）是复苏和培育道德情感、重建中国道德体系的三个基点。中国民主党的任务是要动员、鼓励、支持和协同一切文化、教育、宗教、社会自治团体，共同维护多元、宽容、免于恐惧和免于暴力的社会互动平台，通过公民参与发挥民间和个人创造力，重建厚德载物的中华文明。

我们中国民主党人还主张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居住环境。调整人类与自然关系行为准则的生态环境道德的出现为伦理道德观增加了一个新的层次和内容。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在维护自身尊严的同时，也需要尊重生命种群的尊严。这一尊严是依靠大自然的威慑力和人类制定的法律作保障的，谁危害了其他生物的生存权利，滥杀野生动物，虐待家养动物，破坏森林植被，不仅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也将受到大自然惩罚。今天中国生态灾难和流行病从此起彼伏发展到危机四起，可以说是一种天人感应，表现出对中共破坏生态环境道德政策的天谴否定。

3. 建立宪政民主政治道德文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的建设和宪政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同步进行。道德文化的建设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宪政民主政治的发展相结合，要将道德文化建设纳入宪政民主政治战略发展框架之中，与政治的制度建设相同步。两千多年前，希腊哲学家就认识到，人是天然的社会动物；社会合作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社区存在的基础。公共道德又是人类合作的前提。而这种合作不仅仅只是追究经济利益，柏拉图认为，只满足生存和原始动物本能需求而不提供高尚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的的城邦只是“猪之城”。因此，建立在满足自私欲望、满足权欲、掠夺社会公众的政权是专制暴政，而理想的国度是具备才、德、勇、和正义公平的共和国。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确认建立在人民主权之上的自由民主政体才是正义的体制。公共道德文化建设来源于对宪政民主政治精神的认同和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同时只有当中国人民把宪政民主思想和价值当作自身伦理道德的时候，宪政民主政治才可能在中国真正实现。

宪政民主政治的道德与文化，对外是一面旗帜，对内是一种向心力。一个宪政民主社会真正有价值、有魅力、能够流传下来的东西是它的文化力量。优秀的宪政民主政治文化能够成为全体公民乃至人类生命共同体的指导意识。在多元、宽容的思想指导下，建立共同的文化氛围、树立共同的价值观，能够激发社会成员爱国敬业、奋发向上的工作热情，使公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得以发挥，从而产生归属感、使命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宪政民主社会把道德看作是一种社会契约。在此基础上，民主社会的公民道德观、社会道德观及国家道德观都是用来调整人类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宪政民主政治的道德文化建设，要以公民生活的健康发展为中心，以保证民主政治下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生活技能水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宪政民主政治文化是宪政民主政治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发展出来的民主哲学、行为规范、道德准则、风俗习惯和传统价值等的有机统一。宪政民主政治文化分为宪政民主政治道德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层次。道德文化是宪政民主政治文化中最根本的，它决定其它文化活动方向。在新的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优秀宪政民主政治文化，是宪政民主政治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民主政治的道德文化，是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因此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民主政治道德文化已迫在眉睫。

中国民主党人彻底否定共产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道德化运动。事实上，在“做高尚、纯粹、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口号下，施行的纯粹是党国暴力主导的“思想改造”、“精神控制”、“意识形态洗脑”的反人性措施。我们民主党人是要在尊重人的天然本性、接受人性的不完美却又能追求高尚升华的前提下，建立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内容的统一的、系统的、协调的道德文化体系，在公民中形成对民主政治共同价值观的认知、认同。使公民在思想感情上、价值取向上和行为规范保持和谐互洽，以产生较大的凝聚效应和动员能力。

当中国共产党已庆祝完它的六十周年建政时，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中所有就业的公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的产物；他们既被割断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又被阻止与世界文明进行全面的交流，因而，没有机会发展出健全的道德情感和是非观念，荣誉感、责任感、正义感和廉耻之心都未得到全面培育。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到了道德全面真空的断裂带。道德情感愚钝和道德能力低下已成21世纪中国最大的贫困。如果说，中国人民可以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实现经济腾飞，在百年的时间里也一定能实现政治民主转型；但加强宪政民主政治道德文化体系建设，是中国人面临的一项更具挑战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更长期的历史性任务。这需要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需要充分利用一切道德情感培育渠道，需要不断探索更有效的方式方法。中国民主运动自身也应把建立价值观念体系的工作做细、做实，以进一步提高宪政民主政治的整体形象水平，提高民运志士和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水平，提高宪政民主政治的核心竞争力，确保中国朝向宪政民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IV 选择：中国民主党的理念与行动策略

中国民主党人认为，目前困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问题不是由于贫困、缺乏解决问题的物质条件造成的，也不是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加入全球化进程造成的。中国今天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拒绝人类普世价值，抱守专制政治制度导致的问题。

中国民主党人认同人类普世价值，以人类进步智慧和发展经验指导自己、制定政治目标和行动战略，坚信只有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融入人类进步潮流，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现存的问题，实现安全、尊严、正义、人道和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中国。为此，中国民主党人倡导和推动建立以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为基础的全球社会，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参与并维护“多中心、多层级、网络结构”的全球民主治理体系。

中国民主党人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个社会系统全面发展和变革的现代化过程，应当在开放中全面学习世界各国的技能、制度、文化和实践经验。现政权维护和扩张既得利益和特权的实用主义、片面改革，只会导致社会各领域不协调和加剧摩擦、冲突。虽然单纯追求工业化会有经济增长，但没有政治、文化、精神和环境的配套发展，没有社会公正和代际公正的考量，只会给中国普通民众和我们的后代子孙造成更大痛苦。

中国民主党人认为，现代化发展有多种选择，在发展中学习其他国家经验与做出政治选择的取舍标准是人的价值，每个公民的安全、尊严、权利、福祉和平等地分享发展机会和成果。我们强调，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个人自由的充分发展；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都必须尊重，反对国家、集体利益至上原则绝对化，对协调三者利益的根本正义原则是以不伤害弱者为底线。

中国民主党人认为，促进公民个人健全发展、保障公民公平分享发展果实和保持调节能力和发展活力的政治制度是宪政民主制度。宪政民主制度的最起码的制度要求就是要有自由开放、公平竞争的竞选制度，人民定期通过自由公正的的方式从候选人中选举领导人；实行有限政府与分权制衡；发育公民社会与保护基本人权。

中国民主党人认为，竞争性多党制是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核心制度之一。在维护宪政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行中，多党制是公民表达利益和形成政策决策、有效行使民主选择权利的关键制度。在争取实现宪政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是团结全体公民、实现平稳和平的政体转型最重要的政治条件之一。

中国民主党人认为，在推动政体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运动的行动策略值得借鉴。公民、社团、民间组织和个人参与是赋予人民权力的一个过程，是公民民主教育和实践的最佳场所，也是中国民主党得以强大和免于腐败的根本保障。

   

中国民主党的行动策略

1．建立强大海外基地

为实现建立强大反对党，最终成为执政党的战略目标，鉴于中国当下的专制政治现实，中国民主党将首先注重借助国际多元、自由、民主的大环境，以海外华人社区和大中华圈为基点，通过整合与团结海外各民主进步力量，扩展中国民主党在欧、美、亚等洲和大中华圈各地区的党组建设。所有的民主党组织都会积极配合，打造出民主党替代共产党的政治前景，摸索出有效的替代战略。中国民主党号召所有的海外党员，积极充分利用身处民主环境的机会，学会竞选，准备竞选，力求早日实现“选票箱里出政权”的政治战略。

2. 广泛开展国际外交

通过建立与国际民主社会的互洽和互助关系，通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各国官方与民间往来，建立能影响主要民主国家的渠道和能力。

3.在中国发挥稳健而又持久的影响力

在组织和思想上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策略和物质上帮助国内民主人士。通过“请出来”与“走进去”方式加强与中国大陆中国民主党的联系、组织动员与发展，帮助中国的各种政治反对力量的成长壮大，对因反对专制政治而被中国政府迫害的政治犯的家属提供人道与精神帮助；随时针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各种弊病提出批评性与建设性意见。

V 结束语

中国民主党人认为，中国是所有中国人拥有的中国；我们继承的是同一块疆域，有同样的历史和文化传承；我们共同面对同样的问题和挑战，我们今天的选择将影响我们后代的共同福祉。由于中国共产党背弃了天下为公的现代政治原则，把公权用作私器，把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机器变为政治分赃的场所，它的政治和历史局限导致的制度问题将我们分割为相互对立的中国人群体，导致“权贵中国”与“大众中国”的对立，“富人中国”与“穷人中国”的对立，“汉族中国”与“少数民族中国”的对立，“城市中国”与“农村中国”的对立，出现“东部中国”与“西部中国”的对立。甚至现政权还滥用暴力，阻止成千上万海外优秀的中华儿女投身到祖国发展建设的事业中去。中国共产党没有权力以党国名义侵吞人民产权，中国共产党没有权力把农民贬为二等公民，中国共产党没有权力剥夺八亿中国公民的普选权，中国共产党更没有权力褫夺海外华人的文化和族群认同权。只有制度变革才能让我们重新共同拥有一个全体中国人民衷心认同的中国，全球华人感到骄傲的精神故乡。

中国民主党人愿在此宣告走向宪政民主、建设文明中国的决心。让多元利益和多样思想有公平的表达、交流和整合的平台，让中国人和平共处、相生相宜，实现安全、尊严、公正、人道和可持续的发展，让中国在融入人类政治文明进步潮流中的过程中崛起， 成为促进人类和平和正义秩序的负责任的大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为中国人而骄傲。

中国已经失去民主立国的三波全球浪潮，我们有信心推动中国民主化，掀起全球民主化第四波！中国民主党人会成为历史的弄潮儿！中国会屹立在历史的潮头，在民主化中真正地崛起！ 

2010年5月30日修改